金融违法犯罪是金融风险的特殊表现形式，通常涉及复杂的专业问题，因此，有效预防、准确识别和依法惩治金融违法犯罪，始终是司法领域的重点和难点。为准确理解金融法律政策，统合金融监管和刑事规制，提高金融司法和合规质量，中国政法大学刘静坤教授、金融监管机构的郝方昉博士和徐继华博士牵头组织编写了《金融犯罪司法精要与合规指引》一书，以问题为导向，兼顾法理与学理，整合理论与实践，系统阐释了金融刑法规范体系，供诸位金融法律人参考。

金融犯罪司法精要与合规指引

刘静坤 郝方昉 徐继华 等•著

序言：刘静坤（法学博士，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第一章：袁登明（法学博士，国家法官学院教授，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合作导师）

第二章：胡洪春（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博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庭三级高级法官）、李睿（法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实验与实践教学中心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三章：李睿

第四章：郝方昉（法学博士，现就职于金融监管部门）、万志尧（法学博士，国浩律所上海办高级合伙人）、田曳（华东政法大学金融法学博士，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黄江东（法学博士，国浩律所金融证券合规业务委员会主任，国浩上海办公室合伙人）

第五章：徐继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肖波（复旦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定达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赵春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盈科全国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

第六章：刘静坤 李睿

第七章：赵春雨

金融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一旦金融体系出现重大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就将严重影响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稳定。金融违法犯罪是金融风险的特殊表现形式，尤其是涉众型金融违法犯罪，极易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于金融违法犯罪通常涉及复杂的专业问题，有效预防、准确识别和依法惩治金融违法犯罪，始终是司法领域的重点和难点。

现阶段，我国的金融犯罪数量居高不下，犯罪手段、方式不断变化，严重危害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数据，2017年至2022年8月，全国法院审结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一审刑事案件11.71万件，18.63万名被告人被判处刑罚。近年来，为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刑法》作出针对性的修改完善，最高司法机关陆续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为加强司法案例指导，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发布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2月专门针对金融犯罪发布了第十七批指导性案例，并于2022年11月发布了5件检察机关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

在金融犯罪领域，如何准确划定法律政策界限，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实现监管执法司法有序衔接，值得认真研究。

一、金融犯罪所涉法益的综合性和牵连性

金融犯罪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在国际上并无通行的界定。我国《刑法》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分别规定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除此之外，还在其他章节规定了与金融机构、金融活动相关的犯罪。同时，最高司法机关还针对常见类型的金融犯罪，出台了专门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关于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我国学术界的理论学说比较多元，主要包括金融管理秩序、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权益、金融交易利益（金融交易以及交易中的信用利益）和金融安全等观点。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学者主张，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需作适时调整，应从秩序法益转向安全法益，将维护金融安全作为金融刑法的首要目标。也有学者对传统的财产权益理念进行反思，并以金融诈骗罪为例，主张该类犯罪的法益主要不是为了保护金融机构的财产，也不是泛泛地防止金融资金的安全风险，而是为了防止逆向选择现象损害市场运作机制，避免由此而引发整个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金融机构的财产权益只是保护相应运作机制后产生的附随效果，充其量只能作为附属法益而存在。

与普通的财产犯罪或秩序类犯罪相比，我国《刑法》规定的金融犯罪，涉及非法集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内幕交易，洗钱等犯罪类型，实际上涉及财产权益保护、金融机构管理、金融交易利益保障、金融资产保护、金融市场管理秩序和金融安全维护等不同领域。这意味着，金融犯罪所涉的法益具有综合性，并非单一性的法益。针对特定类型的金融犯罪进行法益分析时，需要注意该类犯罪所涉法律关系的复杂性，既不能简单地按照犯罪数额评估社会危害，也不能泛泛地提及金融管理秩序或金融安全。

同时，特定类型的金融犯罪，如信息披露、内部交易等领域的犯罪行为，也被称为无被害人的犯罪，很难确定具体的被害人和犯罪造成的损失。不过，鉴于金融犯罪的危害不同于传统的财产犯罪，其所造成的危害不仅限于个体的财产权益，还涉及金融机构的公信力，金融交易的稳定性，甚至对金融秩序乃至国家经济产生冲击。在司法过程中，需要注意金融犯罪所涉的各类法益之间的牵连关系，进而从证据收集、事实认定和法律定性等方面予以综合考量。

之所以强调金融犯罪所涉法益的综合性和牵连性，一方面是为了理性认识各类金融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注重各类犯罪的类型化分析，实现个罪研究的专门化和精细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准确把握各类金融犯罪之间的牵连关系，进而在犯罪事实提炼、此罪彼罪辨析等方面更加有章可循，体现金融司法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二、金融逻辑与法律逻辑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通俗地讲，金融的本质就是通过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等载体，实现资本的创造、融通和使用，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尽管人们通常将财产和资本相提并论，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如果不能将财产转化为资本，这些“财产”（assets）就将是“死的资本”（dead capital），不能进入经济领域创造财富。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更好理解金融的本质和价值。

财产和法律规则，是资本的两个基本要素；通过适当的法律规则，各类财产得以转化为资本，进而创造财富。我们所讲的各种金融工具，包括现代金融体系本身，实际上都可被视为法律规则的产物，甚至可以说仅存在于法律制度之中。无论是知识产权，还是金融市场的各种衍生工具，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资本与法律和国家权力紧密相关，如果没有法律和国家权力的支撑，资本的法律地位将不复存在。

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等的有序运行，得益于法律制度提供的外部保障。但归根结底，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例如，为了向投资者提供长期金融工具，需要发展债券等市场；为了应对市场利率波动等市场风险，需要金融衍生工具作为风险控制手段；为了转移风险和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需要建立资产证券化的交易安排，等等。金融市场活动的长期性、风险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金融逻辑，总体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创造资本和财富。

为了保障金融市场有序发展，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刑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为之建立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但毫无疑问，与注重资本和财富积累的金融逻辑相比，法律制度具有自身的逻辑体系，即，通过法律制度有效控制金融市场的资金期限错配、财务杠杆过高等市场风险、机构风险和制度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有效预防和惩治各类金融犯罪，包括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的新型犯罪。简言之，金融法律制度在创造资本的同时，也在规训资本，将资本运作和财富积累纳入法治轨道。

法律对资本的规训，突出体现在金融监管领域。为了提高金融监管效能，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政策，荷兰中央银行提出了良好监管的基本指标，即：“介入性”（intrusive）、“预先性”（proactive）、“综合性”（comprehensive）、“适应性”（adaptive）和“终局性”（conclusive）。这种更加注重事先介入和风险预防的理念，催生了所谓的穿透式监管模式。基于对金融危机的反思，金融监管必须更加前瞻和深入，进而有效识别和解决金融风险的根本致因，避免情况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各国普遍注重对金融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并将金融刑法作为规制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金融和法律，是支撑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两者的运行逻辑既有差异性，也有互补性。法律是金融体系的基础和保障，但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也需要尊重金融市场的内在规律。同时，尽管金融是经济的支柱，但金融市场的运行和演进，也需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简言之，法律对金融主体、金融交易和金融工具等进行确认时，需要理性评估其潜在的风险，并建立相应的规制框架。对于金融市场的创新模式，法律既不能无视严重风险而简单予以认可，也不能为求绝对安全而僵化予以否定。良好的金融法律制度，应当寻求金融逻辑与法律逻辑的有机融合。

三、金融监管和刑事规制的协同性与异质性

科学合理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在统一的规制秩序之下，由相关的法律组成的有机衔接、协调适配的法律体系。其中，金融监管作为行政规制措施，也有处置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相比之下，针对金融犯罪的刑事规制，则是金融治理的最后手段。

对于金融风险的预防和规制，需要理清行政监管和刑事规制的职责，划定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边界。有学者指出，刑法维护金融安全，是通过刑法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将那些容易制造严重的、难以控制的风险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将那些虽有一定风险但可加以行政监管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之外。毫无疑问，尽管我们强调金融风险的规制，但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律将此类风险纳入刑事范畴，而是有必要区分风险的类型和等级，采取针对性的法律应对措施。同时，也有学者强调，金融犯罪属于行政犯，兼具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特点；在金融犯罪领域内，应追求刑事违法与行政违法的一致，避免行政法上具有合法性的行为受到刑罚处罚，并进一步明确何种程度的行政不法应当纳入刑事领域予以制裁。理性认识金融监管与规制的法律边界，既有助于促进相关法律的协调完善，也有助于规范金融领域的执法司法行为。

金融犯罪通常涉及专业的金融知识，尤其是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的犯罪行为，还涉及许多尚且缺乏定论的专门性问题。同时，一些金融犯罪由公职人员或专业人员实施，此类主体拥有特定的职权或知识，往往会利用职权或知识掩盖犯罪行为，或者为犯罪行为提供正当化依据。这意味着，无论是金融犯罪法益的识别，金融违法与金融犯罪法律边界的认定，还是案件事实证据的归纳整理，以及此罪与彼罪的甄别，依据一般法律知识作出的常识性法律判断都并不足够。就像检察机关的专家指出的那样，当遇到新类型金融犯罪案件时，对于没有该类案件办理经验的检察官而言，客观上存在哪些种类的证据、应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哪些证据、如何构建证明体系、如何应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等都是全新课题，不再是将小前提适用于大前提的简单三段论，而是要求办案人员组织运用证据对涉案金融活动的本质进行分析，再进一步识别其法律性质。

为准确理解金融法律政策，统合金融监管和刑事规制，提高金融司法和合规质量，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金融犯罪司法精要与合规指引》。本书以问题为导向，力图兼顾法理与学理，整合理论与实践，主要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基于金融犯罪的法益类型划分，确定了货币管理类犯罪，金融机构设立和存款管理类犯罪，金融票证、有价证券管理类犯罪，证券、期货市场类犯罪，金融诈骗类犯罪，洗钱罪和外汇类犯罪等专章，并专门针对具体罪名进行精细化分析，系统地阐释了金融刑法的规范体系。

▣第二，基于金融犯罪预防和惩治并重的理念，针对金融犯罪领域的常见罪名，分别设置了罪名解析、司法精要、合规指引、监管政策和规范等板块。在罪名解析部分，梳理各个罪名的创设背景、修改变化和构成要件；在司法精要部分，探讨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疑难复杂问题，并结合典型案例加以说明；在合规指引部分，聚焦金融领域的特点，提出了金融合规的初步意见；在监管政策和规范部分，整理了主要的金融监管政策和相关法律规范。

▣第三，基于提高金融司法和合规质量的考量，本书侧重金融司法和合规实务，各位作者分别从事金融刑法和合规领域的政策制定、监管执法、案件起诉、司法审判、刑事辩护等工作，在相关领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写作过程中统一体例、规范和要求，注重相关内容的准确性、实用性和可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