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舆论挑战。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借人权、民主、法治等议题不断对我进行污名化。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构建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做好国际传播，首先要全面了解国际舆情态势，以包容心态倾听国际受众的声音，在此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舆情态势分析是一个浩大的研究工程，需要国家层面的重视和顶层设计，需要来自各个大学、各个智库和学者的共同努力。根据信息的获取和舆论表达的渠道，舆论可以被分成核心舆论、中心舆论和边缘舆论三个层次。核心是指政府舆论，中心是指精英舆论，边缘是指普通公众舆论。我们的国际传播需要在认真倾听国际舆论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有效的传播战略。

第二，在国际传播中需发挥好大学和智库的思想创新与跨国网络建构力量。国际传播实际上是一场思想之战，以大学、智库为代表的知识界是这场思想之战的核心议程设定者和主要践行者。它们需要不断提出创新的中国思想、中国主张，提升中国在国际舆论界的定义权、阐释权和行动权；并通过其思想创新、舆论传播、跨国智库网络建构等，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领权和规则制定权。

第三，充分发挥影视剧在讲述中国故事中的跨文化传播力量。影视不仅是产业，还是意义与价值观的生产。影视剧以镜头作为基本的语言单位，通过蒙太奇等方法和视听觉的综合表现手法，在传播思想、形成价值观方面比很多其他传播媒介更具优势。与新闻媒介传播突发碎片信息不同，影视剧可以构造出一个相对封闭的叙事空间，在跨文化传播中，可以为受众的理解提供充足的背景信息。此外，作为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影视剧可以消解宣传的政治性，在轻松氛围下，潜移默化地进行对外传播。

第四，国际传播中应保持战略定力和大国自信，加强思想界、外交界、媒体界的联动与沟通。中国当前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也是近现代历史最好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大国自信，对待国际局势要有历史和全局视野、保持战略定力，面对欧美舆论界一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污蔑和抹黑，要以我为主，全面构建国家传播战略，要加强思想界、外交界与媒体界的沟通和联动，以整合营销传播的模式，形成传播合力。我们需要根据国际舆论变化，创新传播策略和叙事模式；遵循传播原则和规律，以目标受众为导向，以传播效能为考量，以思想和理念作为核心，以情感和故事作为手段，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第五，顺应数字传播趋势，培育“多元主体，多元叙事”的传播思维。近年来，随着国际关系的剧烈变化，中国主流媒体在美西方舆论场大都被列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不少社交媒体账号被标注为“state-affiliated media”。与此同时，全球国际传播的信息格局正在受到数字平台的全面重构，平台赋权、赋能、赋意的内生机制正推动着国际传播主体特征、价值空间和叙事方式的整体变革。我们应顺应数字传播趋势，培育“多元主体，多元叙事”传播思维，形成大众传播与泛众传播、传统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的传播合力。

第六，适应“后真相时代”传播环境，通过多元传播策略提供“竞争性真相”，实现情感认同与关系建构。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得理性、事实、逻辑让位于情感和情绪，全球新冠疫情和数字媒体的不断演进又进一步激化了这一趋势。国外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并非完全基于理性和事实，情感、情绪、群体舆论氛围等非理性要素也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需要通过多元策略提供竞争性真相，以情感共鸣来化解冲突对立。